趙愷 202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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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輩出的中國歷史上，總有一些擁有超越其時代的、有創(chuàng)見的改革家，因為他們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和改革舉措太過超前，以至于給人一種來自未來的“穿越者”之感。在這些被大家稱為“穿越者”的人中，除了西漢末年通過操控輿論而成功篡位的王莽之外，最著名的當數南北朝時深受宇文泰信任的改革家、有著“帝國設計師”之稱的西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
蘇綽的影視形象。來源/紀錄片《中國》截圖
九世之澤
武功蘇氏家族的早年歷史
《周書》之中對蘇綽的出身記錄頗為簡單：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蘇）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xié)，武功郡守。”
僅這寥寥數十字而已。但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卻可謂極大。因為，作為蘇綽祖先的蘇則，在《三國志·魏書》之中是“魏代之名（太）守”。而蘇則之子蘇愉，在西晉初年官至太常、光祿大夫。蘇愉還安排自己的兒子蘇紹給司馬炎第二十三子司馬晏當老師，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大司馬石苞的第六子石崇。另外一子蘇慎甚至官拜掌管宮中禁軍的“左衛(wèi)將軍”，可謂顯赫一時。
西晉青瓷盤口壺。來源/南京博物院
然而，在“八王之亂”“五胡入華”的亂世蕩滌之下，蘇家?guī)状鸀榧易宸e累的政治地位，被沖擊得幾乎蕩然無存。不過，蘇氏家族在扶風郡經營數世，雖然外部世界的煩擾阻斷了蘇家子弟的出仕之路，但閉門自守、耕讀傳家還是可以做到的。
而隨著無序的紛爭逐漸歸于平息，作為一郡豪門的蘇氏家族自然也成為歷代關中統(tǒng)治者們拉攏的對象。隨著拓跋鮮卑定鼎中原、特別是太和十八年（494）北魏孝文帝元宏遷都洛陽的漢化改革，令蘇氏家族終于得以走出扶風郡。史料記載，蘇綽的祖父蘇權曾被北魏朝廷召入中樞，擔任了一段時間職掌詔命的“中書侍郎”后，被外放為了玉門郡守。
侍從陶俑，距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已有20多年，故侍從俑的穿著完全模仿南方漢族官員。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考慮到北魏的玉門郡設置于孝明帝元詡執(zhí)政時期，因此蘇綽祖父蘇權政治生涯的巔峰大致也就在延昌四年（515）至武泰元年（528）之間。此時的北魏政權已然由于胡太后的混亂干政而腐朽不堪，正光四年（523）爆發(fā)的“六鎮(zhèn)之亂”更將戰(zhàn)亂播撒至整個中原地區(qū)。
由于“六鎮(zhèn)之亂”的主力便是拓跋氏倚為長城的鮮卑“世兵”，因此在平叛戰(zhàn)爭中北魏王朝不得不仰仗那些曾經被邊緣化的力量，如以爾朱榮為代表的那些長期保持著政治獨立性的“領民酋長”，以及如蘇氏那般的漢族世家大族。
在長達六年的“六鎮(zhèn)之亂”中，爾朱榮憑借著赫赫武功入主洛陽，成為如董卓、曹操那般的權臣。蘇權之子蘇祐、蘇協(xié)也分別被任命為泰山郡和武功郡的太守。他們在各自的領地內積極推行政策，努力維護地方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為蘇家的榮耀增添了新的光輝。隨著時間的推移，蘇家的年輕一代開始嶄露頭角——也就是蘇綽這一輩了。
蘇氏遺珠
蘇綽加入宇文泰陣營的前因后果
然而，在這一輩中，最先引起世人關注的卻是赴任泰山郡的蘇祐之子蘇亮。作為關中漢族世家的代表人物，蘇亮不僅文采卓絕、長于謀劃，更兼性情練達。并通過在關鍵時刻站隊宇文泰，成為西魏政權的開國元勛。但是，被稱贊為“薦達后進、常如弗及”的蘇亮，卻似乎從未正式向宇文泰舉薦過自幼便與其齊名的堂弟蘇綽。以至于宇文泰最終是從蘇亮的另一個堂弟蘇讓的口中才第一次聽到蘇綽的名字。
宇文泰的影視形象。來源/紀錄片《中國》截圖
一次，宇文泰在東都門外送別外放為汾州刺史的蘇讓時，出于對蘇家的尊重和對蘇讓的關心，隨口問道：“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這本是一句領導對下屬的客套話，然而，蘇讓的回答卻出人意料。他沒有過多地謙虛或考慮政治上的復雜關系，而是直接向宇文泰推薦了自己的堂弟蘇綽。
在如此正式的場合之下，宇文泰自然不能駁了蘇讓的面子。但此時的西魏政權派系林立，宇文泰雖貴為丞相卻也不能太過隨意地任用官員。所以，最終僅以“行臺郎中”的官職，將蘇綽征辟入了自己的麾下。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此時宇文泰主要政治身份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的大將軍以及“大行臺”的“尚書令”。其中，丞相一職是宇文泰把控西魏政局的主要抓手，因此，那些被視為宇文泰心腹或重點培養(yǎng)的士族精英，通常會被任命為丞相府的屬官，例如蘇讓在被外放之前，就是丞相府的一名屬官。而所謂的“行臺”，全稱為“行臺尚書省”，在法理上僅僅是尚書省在各地的派出機構，通過行臺屬官來處理地方事務。但由于“行臺”與“丞相府”在設置上存在重疊，晉升機會和發(fā)展空間卻遠不如后者，就導致許多行臺屬官工作態(tài)度消極、辦事不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蘇綽加入行臺后，很快成為處理各部門繁重工作的焦點人物。這時，身為“行臺尚書”的周惠達發(fā)現了蘇綽超強的記憶力，對其十分看重，并將其視為自己身邊可以隨時調取信息、尋找答案的“人形數據庫”。
魏晉君宜官位龍鳳紋銅鏡。來源/敦煌博物院
《周書》中記載，宇文泰有一次與周惠達討論某件軍國大事，周惠達一時無法給出答案，便暫時離席，叫來蘇綽詢問，在得到了相關信息之后，周惠達才重新回到會議現場，向宇文泰進行了報告。周惠達如此明顯地“求助場外觀眾”，宇文泰當然看在眼里，當即便問道：“誰與卿為此議者？”被領導抓了個現行的周惠達無從隱瞞，只能隆重向宇文泰介紹了自己的得力助手——蘇綽，并盛贊其有“王佐之才”。話說到這個份上，宇文泰自然不好意思說自己不記得蘇綽這個人，只能表示“吾亦聞之久矣”，但也只是將蘇綽擢升為著作佐郎而已。
著作佐郎，屬“秘書省”，掌撰擬文字。這一職位雖然在注重文字功力的南朝是貴族子弟的晉升捷徑，但在此時軍事斗爭形勢極為緊迫而復雜的西魏卻堪稱“邊緣崗位”。因此站在上帝視角來看，蘇綽的這一工作調動與其說是周惠達無意中的舉薦，不如說是宇文泰對周惠達主持“大行臺”工作的一種不滿。由此也可知，此時的蘇綽在西魏政權中依然沒有受到重視。不過，蘇綽的命運即將發(fā)生轉變。
守灶之人
蘇綽受到宇文泰重用的深層邏輯
某日，宇文泰與一干公卿們前往長安的昆明池觀看魚，走到城西漢代糧倉遺址時，宇文泰突然回頭問左右的人此地的故事，不想竟一時沒有人能夠回答。就在場面一度陷入尷尬之際，突然有人提出：“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史料中雖然沒有記載此人是誰，但如果我們從職場邏輯來分析，卻不難發(fā)現他突然提及蘇綽，未必是基于什么善意。因為如果“博物多通”的蘇綽同樣不能很好地解答宇文泰的疑惑，那么在場眾人回答不出也屬自然。而萬一蘇綽能夠給出答案，那也不過是他“博物多通”而已，沒什么可稀奇的。
鮮卑服武士陶俑。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但這個人顯然忽略了宇文泰提出這一問題的背后深意。西魏立國之時，土地肥沃的關中早已因連年戰(zhàn)亂而百業(yè)凋敝，大量涌入的軍隊和官員更加劇了當地的糧食危機。正因為西魏政權已處于饑荒的邊緣，宇文泰才特意跑去昆明湖看捕魚，才會在看到漢代糧倉的遺址時“打破砂鍋問到底”。
也正是因為宇文泰關心的并非倉庫遺址，而是為什么漢代會有那么大的糧倉以及去哪里找那么多糧食？所以在蘇綽詳細回答了這座倉庫的來歷后，宇文泰又進一步詢問了“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而在聽取了蘇綽的答復之后，宇文泰更草草結束了昆明池之行，帶著蘇綽回到丞相府，兩人又進行了一番徹夜長談。
蘇綽與宇文泰交談場景。來源/紀錄片《中國》截圖
蘇綽到底給宇文泰講了什么？《周書》給出的答案非常簡略：
“陳帝王之道，兼述申（不害）、韓（非子）之要。”
但蘇綽如果真的只是泛泛而論，麾下不乏大儒名士的宇文泰顯然不可能聽一整晚。更不可能在第二天便找到周惠達，以“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的理由，直接任命蘇綽為“大行臺左丞”。
在北魏的官制體系之中，中央的尚書省設左丞、右丞兩名，其中左丞負責輔佐尚書令，總領綱紀；右丞佐仆射，掌錢谷等事。“大行臺”作為尚書省的派出機構，自然也是同樣的配置。也就是說在周惠達忙于大將軍府事務而分身乏術的情況下，蘇綽事實上以“左丞”的身份管理起了尚書臺。
“冠軍將軍印”青銅印、“高城侯印”青銅印、“懷州刺史印”青銅印，這3方印是北魏人封磨奴的官爵印章。2方印為龜鈕，1方印為環(huán)鈕，印文均為篆書。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蘇綽履職伊始，便革新了“大行臺”的公文系統(tǒng)，《周書》記載：
“（蘇）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賬、戶籍之法。”
也就是說蘇綽制定了一種新的記賬格式，用紅字記錄支出，用黑字記錄收入。這種與當代會計制度如出一轍的記賬方式，便是后世認定蘇綽是“穿越者”的主要證據。但事實上蘇綽的這種記賬方法很可能并非其首創(chuàng)，而是無數如蘇氏家族般在漫長歲月之中傳承下來的漢族世家豪族所積累下來的智慧。畢竟世家豪族要在亂世中生存、盛世中發(fā)展，離不開對自己家族領地的經營和管理，如果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記賬方式，輕則入不敷出、寅吃卯糧，重則田園荒廢、家破人亡。
蘇綽之所以在記賬方式頗具造詣，除了其自幼便對數字頗為敏感之外。很可能也是由于其在家族中長期擔任的就是管理收支、田產、佃農的“守灶人”的角色?；蛟S也正是因為蘇綽在家族產業(yè)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蘇亮才始終沒有向宇文泰舉薦這位堂弟。
西晉骨尺。來源/敦煌博物院
此后，蘇綽在“大行臺”內推廣的戶籍之法不僅在西魏、北周時代大行其道。更為隋、唐兩大封建王朝所繼承發(fā)展。
從敦煌出土的《大統(tǒng)十三年瓜州效谷縣計賬》殘卷可以看出，當時各州郡按戶統(tǒng)計，在每戶戶主之后，逐一登記戶內成員以及依附人口（奴婢等）之名，每人名下記載性別、年齡、丁中等情況，并登記受田數字、應納租調數。然后一戶作一總計，分類統(tǒng)計應交納的租調數。大約以若干戶或按行政區(qū)劃為單位，再作一總的統(tǒng)計。由于這種記賬戶籍之法，對于做好國計、資助軍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大統(tǒng)十年（544年），隨著西魏與東魏之間的戰(zhàn)線逐漸趨于穩(wěn)定，宇文泰任命蘇綽為“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正式放手讓蘇綽主持改革。也就是這一年，他為改革制度草擬了以“治心身”“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為核心的《六條詔書》?？上?，兩年之后蘇綽便因積勞成疾而去世。
西魏形勢。來源/紀錄片《中國》截圖
蘇綽病故之后，《六條詔書》依舊成為西魏各級官員施政的綱領和準則，對西魏的政治改革和國力增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系列以《六條詔書》為核心的改革措施，不僅整頓了西魏的政治秩序，還極大地促進了國家的繁榮發(fā)展。以《六條詔書》為核心改革，對西魏政治的整飭及國力的發(fā)展起到很大作用。使原來弱于東魏的西魏迅速轉弱為強，從而為承繼西魏的北周統(tǒng)一北方以及隋統(tǒng)一中國創(chuàng)造了條件。
有趣的是，蘇綽在世時，面對西魏國用不足的窘境，不得不向百姓征收重稅，對此他曾感嘆道：
“我今天所制定的重稅法，就譬如張滿的弓，只是為了在戰(zhàn)亂之世滿足國用，并不是治平之世的做法。后世的君子，誰能把弓弦放松呢？（今所為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誰能馳之！）”
蘇綽的兒子蘇威默默記下了父親的話。等到隋朝建立后，擔任度支尚書的蘇威便奏請隋文帝楊堅減免賦稅、徭役，留下了一段佳話。
參考文獻：
1、《三國志》陳壽撰、裴松之注，中華書局出版，1999年2月
2、《晉書》 房玄齡等 撰，中華書局出版，2000年4月
3、《資治通鑒》司馬光等撰 中華書局出版，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