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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泉漢簡里的絲路往事
居延和懸泉里程簡,實證了漢代絲綢之路的存在。沒有大漢對交通體系的巨大投入,也就不會有《后漢書》所記“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的和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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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戈為武,使者相望于道

懸泉漢簡里的絲路往事

首陽      2024-10-01     

懸泉置遺址航拍。懸泉置是西漢敦煌郡效谷縣的驛站之一,因為處于東向長安的驛路上,所以考古出土了大量關(guān)于接待西域使團程序的簡牘。解憂公主、馮夫人等漢代知名歷史人物,都曾到過這里

 

1987年,第二次全國文物大普查啟動。彼時正于敦煌機場進行考古工作的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漢簡研究室副主任何雙全,在這年秋天,從敦煌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那里得知他們在“吊吊泉”附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遺址點。所謂“吊吊泉”,位于敦煌市東方64千米處的火焰山北端溝口,總共5個泉眼,常年有清泉從崖壁流出。得益于泉水的滋潤,這里在一片荒漠中長出了茂盛的蘆葦與胡楊,形成一個小綠洲,殊為奇異。何雙全很快受邀,一同去判定遺址的具體年代。但他們的首回探訪,便遭遇不少坎坷,經(jīng)歷兩次迷路,才終于在下午5時到達目的地。遺址點就在溝口西側(cè)緩坡上,從地表露出的灰陶片看,何雙全覺得它是漢晉遺存的可能性較大。而第二天考察隊的搜索找到了更多陶片、織物碎片以及帶字跡的木簡削衣殘片,基本確定這里是漢代建筑基址。在第三次考察時,何雙全又幸運地撿到一枚寫著“懸泉置以亭行”六個大字的郵封簡。至此,埋沒近2000年的漢代驛站“懸泉置”,終于再次向世人“打開大門”。

“懸泉置以亭行”“懸泉置”漢簡

懸泉下的寶庫

真要說起來,“懸泉”這個地名在傳世史料中并非無跡可尋。唐憲宗時大臣李吉甫負責編纂的地理總志《元和郡縣圖志》記錄了一個關(guān)于漢武帝小舅子李廣利的傳說,稱他西征大宛回程至此,軍士們口渴難忍,“引佩刀刺山,飛泉涌出”,它就是“懸泉水”。而且這口泉水很有靈氣,“車馬大至即出多,小至即出少”。在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一些唐代古文書中也存在相同的故事,比如編號P.2005的《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說懸泉水流出近一里,唐朝還在這設(shè)了“懸泉驛”。不難看出,“懸泉”即后世俗稱的“吊吊泉”。漢唐二朝都看上了此處難得的水資源,所以都選擇在這建造館驛。

敦煌吊吊泉,即“懸泉”,唐代傳說此泉是漢朝貳師將軍李廣利一行拔刀刺山形成的

“懸泉置”發(fā)現(xiàn)后,最初是打算原狀保護的。但是,沒多久它便被盜墓賊盯上了,地上出現(xiàn)好幾個盜洞。何雙全收到消息后,立刻向國家文物局申請搶救性發(fā)掘。1990年10月,懸泉置第一次發(fā)掘工程正式開始。因為這里距離敦煌和瓜州兩個東西方向最近的城市都有60多千米,周圍又是茫茫戈壁,項目經(jīng)費倉促之間也沒到位,所以考古隊員的工作環(huán)境相當艱苦。他們只能租用4千米外瓜州公路局甜水井道班的房子作為住處,生活用品也是東湊西借來的,每天吃的都是土豆和白菜。但這里出土的文物,特別是漢代簡牘數(shù)量,大大震驚了眾人,有時一天竟可以發(fā)現(xiàn)上千枚!

1991年1月,發(fā)掘隊伍暫時停工撤出懸泉置。等到這年夏季的第二次發(fā)掘,他們又探明遺址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并清理了西部灰坑區(qū),得到大量簡牘。次年考古隊又對遺址東墻和南墻外的建筑殘跡進行第三次揭露整理。前后三次發(fā)掘,懸泉置出土各類文物7萬件,其中有字的漢代木簡23000多枚,可謂驚世大發(fā)現(xiàn)。

根據(jù)《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fā)掘簡報》,該遺址總占地面積為22500平方米,主要由塢院、院內(nèi)建筑及南墻外的馬廄組成。塢院是長寬皆50米的正方形,院內(nèi)西南角有一個疊壓在漢代遺跡上的魏晉烽燧。院子大門則開在東墻,其內(nèi)部沿墻四周都有房屋遺址,共27間。西塢墻下的10間可能是傳舍用房,也就是招待來往人士的客房。北墻和東墻的12間房,面積較大,有些是套間,應該是從前的辦公場地。

在編號為F26的房屋內(nèi),考古工作者還發(fā)現(xiàn)了手抄在墻上的墨書,是漢平帝元始五年(5)頒布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當時這面墻已裂成碎塊,專家們只能用棉花先一塊塊裹住,再裝箱帶回。對它的修復也讓大家吃了不少苦頭,普通的草拌泥材質(zhì)過于粗糙,經(jīng)過多次試驗,最終是用牛糞和成細泥鋪在木框里,將墻體黏合回原狀的。這份月令,是由西漢末權(quán)臣王莽上呈,并以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名義頒行全國,規(guī)定了百姓在不同時節(jié)的生活準則,如孟春之月“禁伐樹木”,季春之月“毋彈射飛鳥”的條款就頗有些“環(huán)境保護法”的味道。漢簡中能見到朝廷命地方將詔令在顯眼處以“扁書”形式通告吏民的要求。有學者認為,懸泉置墻上的這方墨書,就是漢代“扁書”的實體。

《四時月令詔條》泥墻墨書,西漢,長2.22米,寬48厘米,懸泉置遺址F26房址出土,現(xiàn)藏甘肅簡牘博物館

此外,塢院東門外南側(cè)還有房屋5間,推測是戍衛(wèi)的住處。馬廄分東西兩組,東組有兩間房,前間較大,大小為11×11米。后間略小,為11×6米。西組是個大通間,跟西南角樓相接,東西長28米、南北寬14.5米。有趣的是,這里的馬糞層最厚有0.5米,上面還蓋著一層差不多厚度的草木灰。遺址中大約形成于東漢初期的灰坑有十多個,出土的簡牘,最早是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是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橫跨200多年。

通過檢測后發(fā)現(xiàn),懸泉漢簡材料以木質(zhì)為主,竹簡極少。木材來源有油松、紅松、檉柳、白楊,等等。其中,松木簡常用于書寫官府文書和朝廷詔令這些重要文件,且多見于漢武帝到漢元帝朝。檉柳、白楊反而是新莽到東漢時的主流。自河西四郡設(shè)立后,西域諸國紛紛脫離匈奴控制,前來朝拜大漢。懸泉置作為東去長安必經(jīng)之路上的驛站,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王公貴胄以及使節(jié)。懸泉漢簡記錄中最讓人浮想聯(lián)翩的部分,正是這些人做主角的故事。

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西域的城邦國家,實力差距相當懸殊。小者如單桓國,全國只有194人。大者如伊犁河流域的烏孫國,人口達63萬之多,有時都敢拂匈奴的面子。張騫當初正是看中烏孫不凡的國力,力勸漢武帝用財寶厚賂烏孫王獵驕靡,借其牽制匈奴。烏孫被匈奴壓迫許久,早有反抗之心,跟漢朝情投意合,而兩國結(jié)盟的途徑之一便是聯(lián)姻。所以,漢武帝選了自己的侄孫女、因謀反暴露自殺的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為公主,出嫁烏孫。但烏孫王年老,語言又不通,公主惆悵苦悶之下,寫出那首舉世聞名的《黃鵠歌》:“居常土思兮心內(nèi)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xiāng)。”

細君公主英年早逝,漢朝不久又封“七國之亂”時造反失敗的楚王劉戊孫女解憂為公主,續(xù)嫁烏孫。那時烏孫王位已由獵驕靡的孫子軍須靡繼承,解憂先嫁于他,等軍須靡過世,再嫁其堂兄弟、新王翁歸靡,并生下3男2女。懸泉漢簡中有4枚簡跟解憂公主相關(guān),簡文中一般稱她為“烏孫公主”。像下面這份簡牘是說懸泉置等幾個驛站的信使正星夜轉(zhuǎn)送解憂和長羅侯常惠傳遞給漢廷的書信,懸泉置的經(jīng)手人名叫朱定:

上書二封。其一封長羅侯,一烏孫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時受平望譯騎當富,縣泉譯騎朱定付萬年譯騎。

?;菰菨h使蘇武的副手,跟他一起在匈奴被拘禁了19年,回國后即被拜為光祿大夫。漢昭帝末年,匈奴與車師聯(lián)手進攻烏孫。解憂連忙上書向漢朝求救。本始二年(前72),剛即位的漢宣帝派?;萸巴鶠鯇O了解情況,隨后又封他為校尉,“持節(jié)護烏孫兵”。常惠配合漢朝15萬大軍,成功將匈奴擊退,得封“長羅侯”。自此之后,?;萁?jīng)年負責代表漢朝交涉烏孫事務。

由于軍須靡臨終前有遺言,等自己跟匈奴夫人的兒子泥靡長大,翁歸靡就得交還王位。故而翁歸靡一死,烏孫人立刻擁立泥靡(號“狂王”)即位。解憂的長子元貴靡,本來已得漢宣帝賜婚,要娶解憂的侄女,這下婚事也黃了,連解憂自己都不得不三嫁于泥靡。泥靡為人暴惡,解憂公主遂跟前來烏孫的漢使合謀,想在酒宴上刺殺他,但被泥靡脫逃。泥靡之子還出兵將解憂困在赤谷城里,所幸西域都護鄭吉及時出兵解圍。在烏孫國內(nèi)大亂之際,翁歸靡與匈奴夫人之子烏就屠趁勢割據(jù),又將出逃的狂王殺死。知道烏孫四分五裂,漢朝也派遣一萬五千人的大軍到玉門關(guān),準備支援解憂和元貴靡,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

這時,一個傳奇人物橫空出世,她就是當年跟隨解憂來到烏孫的侍女馮嫽。嫽是聰慧之義,馮嫽人如其名,《漢書》稱她“能史書,習事”,經(jīng)常作為解憂的使者,持節(jié)賞賜諸城邦,被敬稱為“馮夫人”。剛好她的丈夫是烏孫“右大將”,跟烏就屠關(guān)系很好。馮嫽便和鄭吉聯(lián)手,恩威并施,調(diào)和烏就屠與元貴靡的矛盾。在漢朝長羅侯?;菀娮C下,于赤谷城封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和平共存,戰(zhàn)火消弭無形。

后來,漢朝又令?;菰诔喙瘸菐送吞?,并劃分烏孫領(lǐng)地,大小昆彌分別管6萬戶與4萬戶人家。沒多久,元貴靡死去。在西域度過大半生的解憂向漢宣帝上書,稱希望讓自己的骸骨歸葬漢地。宣帝憐憫她的辛勞,決定派人相迎。70歲的解憂公主終于在甘露三年(前51)回到長安。按時間推算,懸泉置驛騎朱定送的那封上書,很可能就是解憂公主向宣帝“乞骸骨”時所寫的。而懸泉置還有另外兩根簡,主題都是命令解憂公主回國時會經(jīng)過的各驛站,務必要按標準供給她一行人車馬: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淵泉丞賀移廣至、魚離、縣泉、遮要、龍勒,廄嗇夫昌持傳馬送公主以下過,稟穬麥各如牒……

像懸泉置這類機構(gòu),會分為幾個細致的部門,有負責食物、馬匹、客房的“廚”“廄”“傳舍”,它們的主管都稱作“嗇夫”。通過梳理簡牘,敦煌郡境內(nèi)應該共有9個類似懸泉置的驛站,淵泉到縣(懸)泉、龍勒這些名稱,按地理位置剛好是由東到西的順序。雖然宣帝對解憂公主相當禮遇,但僅僅兩年后,她就去世了。而馮嫽則再次前往烏孫,照撫元貴靡幼弱的兒子星靡。懸泉置也出土有幾枚關(guān)于馮嫽行跡的簡:

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魚離置嗇夫禹移縣泉置,遣佐光持傳馬十匹,為馮夫人柱,廩穬麥小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鈞。

這份簡是要懸泉置為迎接馮夫人準備好馬匹以及馬飼料等食物。而就在兩個月后,懸泉簡里又出現(xiàn)了馮嫽。原來,她上次經(jīng)過懸泉置的時候,因為“軍吏晨夜行,吏御逐馬前后不相及”,導致“馬罷亟,或道棄,逐索未得”,有馬匹丟失,所以現(xiàn)在要讓“騎士張世”負責“以物色逐各如牒”,遍告周邊各郡縣尋找失馬。不難想象,馮夫人如此行色匆匆,肯定是為了分立大小昆彌一事,著急地奔走在漢與烏孫之間。2000年前,這位女外交家的膽色,絲毫不輸須眉男子。

實際上,懸泉簡中還有很多西域諸國的王后單獨向漢朝遣使奉獻的記錄,學者袁延勝在《懸泉漢簡使節(jié)往來中的西域女性》中就提到一位莎車王夫人,她的使者渠代等6人在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三月來到懸泉置。這個年份相當微妙,因為5年前漢朝使者馮奉世剛剛改立莎車王。事情的起因,還是和解憂公主有關(guān)。解憂與翁歸靡的次子萬年,深得莎車王寵愛。剛巧莎車王無子,他死后,莎車臣民覺得迎萬年來當新國王,等于同時結(jié)好烏孫跟漢朝,一舉兩得,但萬年即位后“暴惡,國人不悅”。前王之弟呼屠征隨之野心膨脹,不僅將萬年和漢使一同殺死,還號召西域各國一起對抗?jié)h朝。誰料,馮奉世此時正送大宛使者歸國,“即以便宜發(fā)諸國兵”擊殺了呼屠征,另選莎車王。

無論莎車國民,還是西域諸國,其實都心向大漢,所以馮奉世振臂一呼,他們才會群起效命。在神爵二年遣使的莎車王夫人,必然是這位馮奉世所立新王的妻子。而《后漢書》記載,新莽時期,因為王莽愚蠢的外交政策,匈奴重掌西域。當時唯獨莎車國不愿歸附匈奴,原因就是那時的莎車王“元帝時,嘗為侍子,長于京師”,人家是在大漢長安長大的,真心傾慕漢文化,“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

記載“烏孫、莎車王”使者貢駱駝、永始四年(前13)敦煌中部都尉使用“乘傳”的懸泉簡

至于解憂公主的女兒弟史,她的經(jīng)歷更是傳奇。弟史曾去長安學習鼓琴,結(jié)果在回國途中,被早就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龜茲國王絳賓截留。解憂公主得知后,也應允了這段情緣。絳賓對弟史非常好,兩人在元康元年(前65)一同去長安覲見漢宣帝,留居一年之久,漢朝大方地贈予這對恩愛夫妻錦繡寶物數(shù)千萬。絳賓“樂漢衣服制度”,回國后按漢朝規(guī)制建造宮殿,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懸泉有一份寫于建昭元年(前38)的木簡,說漢朝派了兩個醫(yī)生前去幫龜茲王絳賓治病,已滿五年,現(xiàn)在他們要回程了,敦煌各地要準備好車馬護送。據(jù)《漢書》記載,絳賓死后,他的兒子丞德仍自稱為“漢外孫”,在漢成帝、漢哀帝時“往來尤數(shù)”,漢朝對丞德也很是親密。

從細君公主、解憂公主、馮嫽,到弟史,再到丞德,生活在不同國家的三代人,始終忠于漢朝,竭盡全力保持西域的穩(wěn)定,乃至不遠萬里親赴長安,維系兩國間的親情。他們?nèi)松募粲?,借由懸泉置的筆墨書冊,向今天的人們展示和平的珍貴與來之不易,“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xié)求和平則和平亡”。追求和平、熱愛和平,絕不是指在國家遭遇變故時,害怕流血犧牲,從而采取綏靖政策,對惡勢力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樣只會讓戰(zhàn)爭的危機如滾雪球般擴大化。如馮嫽、馮奉世般,憑借智謀、果斷,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策略,將隱患化解于萌芽狀態(tài),方是真正的勇者。“止戈為武”,豈是虛言?

康居王的駱駝

作為傳遞國家文書、迎送使者的驛站,懸泉置所代表的郵驛系統(tǒng)本身就在中外交往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朝廷政令因這一體系的逐漸完備,才能盡可能快地傳至全國各地,這一點在外交層面上顯得格外重要。懸泉置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冊》,給我們提供了極佳的視角。

《康居王使者簡冊》,西漢,懸泉置遺址出土,現(xiàn)藏甘肅簡牘博物館,記錄了永光五年(前39)康居使者進貢時與酒泉太守發(fā)生爭執(zhí),朝廷下令要敦煌郡調(diào)查之事

康居是西域不輸給烏孫的大國,人口約60萬,疆域囊括今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及新疆部分地區(qū)。因距離漢朝過于遙遠,常年臣服于匈奴。但漢宣帝時,匈奴發(fā)生內(nèi)亂,后逐漸演化為親漢朝的呼韓邪單于與首鼠兩端的郅支單于間的對峙。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漢使谷吉受命送郅支單于的質(zhì)子回匈奴。御史大夫貢禹等大臣認為,郅支心懷不軌,為保證使團的安全,谷吉把匈奴質(zhì)子送到邊塞就可以了。但谷吉表示他愿送質(zhì)子回到單于庭,倘若自己不幸遇害,郅支單于必定會因為害怕漢朝討伐而遠走,這樣邊境反而得以安寧。舍棄他一人性命換來和平,何樂而不為:

若懷禽獸,加無道于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愿也。

等谷吉到了單于庭,果然為郅支單于所害。次年,郅支西遷到康居東部“都賴水”筑城居住??稻油鹾哇ぶ斡诨ハ嗉夼趯Ψ?,聯(lián)姻結(jié)盟??稻酉M栊倥耐輲妥约盒坶L諸國,匈奴也仗著有康居當后援,肆無忌憚入侵和漢朝交好的烏孫,“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不過,康居此前并非跟漢朝沒有聯(lián)系,該國王公貴族時常派使者到酒泉進獻駱駝,兩國間的外交關(guān)系至少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前就存在了。而《康居王使者冊》所述,就是發(fā)生在漢元帝永光五年(前39)康居人獻禮時的一樁冤案。

受害者一方是康居王使者楊伯刀及蘇薤王使者(康居國內(nèi)有五小王,蘇薤為其中之一)、貴人為匿等人??稻又懊看蜗驖h朝進貢駱駝,酒泉太守都會和使者們一起評定駱駝的價值和肥瘦好壞。但這年的進貢,不知為何,先是從敦煌到酒泉途中他們沒有得到漢朝提供的食宿服務,酒泉太守也不再按前例讓楊伯刀他們一起參與評級,自己乾綱獨斷把事情辦了。令康居使者惱火的是,他們帶來的三頭白駱駝,被酒泉一方錯定為黃色,而且明明這些駱駝都肥壯得很,可太守硬要說它們瘦骨嶙峋。

事情進展到這一步,看來酒泉太守是有意為難康居使團。但接下來的簡文,讓形勢大逆轉(zhuǎn),原來康居人到長安后,直接將冤情上報到朝廷“主外國四夷事”的主客那里。主客遂移書敦煌太守,命他調(diào)查此案并及時呈報。敦煌太守與長史接著傳令到下轄的效谷縣(懸泉置就屬于效谷),讓縣廷報告康居使團路過當?shù)貢r提供給他們的“食用谷數(shù)”。最后,效谷守長、守丞把命令傳到懸泉置。這就是《康居王使者冊》出現(xiàn)在懸泉的全過程。雖然此案的結(jié)果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這份簡牘讓我們得以見到西漢處理西域國家跟地方糾紛時的完整流程,相當珍貴。之所以酒泉太守突然為難康居使者,恐怕和康居王收容郅支單于不無關(guān)系。但這一指令畢竟只是出于地方官個人好惡下達的,并非朝廷的意思,所以長安方面并沒有排斥康居人的申訴,仍舊兢兢業(yè)業(yè)徹查。有趣的是,康居王跟匈奴結(jié)盟后,雖然逞了一時威風,但沒多久他就因為郅支單于盛氣凌人的性格,吃盡了苦頭:

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shù)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fā)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

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召集飽受郅支單于凌虐的諸國兵以及漢朝的屯田軍西征康居,成功鏟除郅支單于,其首級被傳至長安,這就是“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典故。匈奴瓦解,康居王又在漢成帝時派侍子入漢奉獻。據(jù)《漢書》記載,直到這時康居人還自認為漢軍鞭長莫及,十分傲慢。西域都護府的使者到康居,不僅位次被排到烏孫等國之下,康居王還經(jīng)常刻意把他們晾在一邊,等自己吃飽喝足再給漢使安排食物。但漢廷考慮到康居新來歸附,“重致遠人”,還是決定采用懷柔政策,繼續(xù)保持與康居的關(guān)系。敦煌玉門關(guān)附近就出土過一支寫著“使送康居校尉”的漢簡,時間是漢成帝陽朔二年(前23),恰好和史書對應。

值得關(guān)注的是,在成帝朝這次和康居的爭端中,西域都護郭舜提到一件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河西各郡為招待往還的西域使者,負擔非常沉重。這不由得令人好奇,維系以懸泉置為代表的驛站體制,究竟需要多大的投入?

唐代敦煌文書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中提到的“懸泉水”與“懸泉驛”,重點講了西漢李廣利的故事

在漢簡里尋找真實的懸泉置    

懸泉漢簡里,有這樣一份報告書,連用多次“唯君哀憐”“死罪死罪”“叩頭叩頭”。乍一看上去,仿佛撰者犯了什么大錯,急需向上官求饒。但它實則是懸泉嗇夫“博”在訴說近來的不順,希望上頭趕緊派人手來懸泉置幫忙分擔繁雜的工作:

 縣泉置嗇夫博叩頭,死罪死罪,置受□□敦煌北鄉(xiāng)南移十月十一月逋十人,直錢八千,迫大客且到,用度不足,博叩頭,死罪死罪,唯君哀憐,博叩頭叩頭,死罪死罪。

原來,懸泉置日常的基層工作成員,都是敦煌郡各處輪流來服役的百姓。如果有人不想來這地方值班,也可以選擇拿錢支援懸泉置或者雇人代替自己。但這年十月、十一月,敦煌北鄉(xiāng)等處有10個本該來懸泉置幫忙的人手,既不見人影,也不見送來應繳納的8000錢。眼看馬上就有“大客”要經(jīng)過懸泉,用度卻不足,嗇夫“博”無計可施,只好這般言辭卑微地向上級求助。

果然郭舜所說都是實情。河西走廊在漢武帝時才被漢朝統(tǒng)治,又地處邊陲,各項公事缺乏人力并不意外。我們甚至可以在懸泉簡里,看到漢成帝河平元年(前28)八月,敦煌太守命廣至縣司空嗇夫尹猛去東??ず吞┥娇ふ屑{流民的記錄。等于說敦煌都已經(jīng)大老遠從山東挖人了。無獨有偶,除人力上的困擾,這些驛站內(nèi)馬匹的消耗速度也極其驚人: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辛丑,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憙、丞破胡謂效谷書言……郡當西域空道,案廄置九所,傳馬員三百六十匹。計以來死者三百六十八匹,過員八匹。令長丞不憂親嚴教主者吏,馬飲食不得度,病不以時醫(yī)治,馬死者以故眾多,甚毋狀,縣泉置尤劇。

按這部分懸泉簡所述,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時,敦煌郡的9處驛站,配備的馬匹總額是360匹。但這一年才過去剛一半,各置馬廄上報病死的馬居然就達到368匹!懸泉置還受到點名批評,就屬你這里馬死的最多。在另一支簡里,有更觸目驚心的數(shù)據(jù):

出傳馬一匹以令剝賣。八月癸未盡九月丙辰卅四日,積卅四匹。

短短34天,懸泉置正好死了34匹馬,平均每天一匹。這應該不會是單純因“飲食不得度,病不以時醫(yī)治”導致的,相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馬是由于過勞致死。馬是漢朝十分重視的戰(zhàn)略物資,所以河西驛站的每匹馬都會登記在冊,即“傳馬名籍”。各置要逐月將廄馬名單上報,內(nèi)容包括馬的毛色、年齡、身高、健康狀況,以及名字。是的,以懸泉置發(fā)現(xiàn)的傳馬名籍來看,的確每匹馬都有名字,試舉幾例:

傳馬一匹,骍騅,牡,左驃,齒廿歲,高六尺。名曰王陽。

傳馬一匹,駹,牡,左剽,齒七歲,高六尺,名曰龍子。

傳馬一匹,骍句,牡,左剽,齒十三歲,高五尺三寸,名曰載星。

傳馬一匹,赤騮,牡,左剽,齒八歲,高五尺八寸,駕,名曰鐵柱。

對照懸泉的幾份名籍,有些馬的名字起得非常高雅,比如“載星”“載月”“輕衡”。也有馬匹冠以使用者的姓氏或以其他神獸命名。粗糙一點的,直接就叫“鐵柱”了。

懸泉置出土敦煌太守“快”簡、鼓令簡。這兩只簡分別講了快巡查各縣“傳車”情況,以及不同級別的官員來到懸泉置應該擊多少次鼓的規(guī)定

懸泉簡中的“敦煌太守快”,我們也能在《漢書》中找到有關(guān)他的記載

河西走廊上外國使者相望于道的盛況,功勞并不只歸于史冊里的英雄人物。在懸泉置默默無聞服役的百姓,以及這些幸運留下只言片語的“傳馬”們,都功不可沒。1974年,在居延所屬的甲渠候官遺址中發(fā)現(xiàn)一枚記載長安到張掖郡氐池沿途20個驛置的漢簡,它就是《居延里程簡》。而懸泉置里也找到了兩枚里程簡,記載了到張掖、武威、天水、金城、安定、長安的距離與途經(jīng)各置。例如從武威郡倉松到敦煌郡淵泉間的路線如下:

倉松去鸞鳥六十五里,鸞鳥去小張掖六十里,小張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顯美七十五里。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玉門去沙頭九十九里,沙頭去乾齊八十五里,乾齊去淵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縣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懸泉里程簡,漢,其上記載了河西走廊各個驛置的名目及距離,實證了漢代“絲綢之路”的存在

居延和懸泉里程簡,實證了漢代絲綢之路的存在。沒有大漢對交通體系的巨大投入,也就不會有《后漢書》所記“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的和平景象。2014年第38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決定將懸泉置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聯(lián)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wǎng)”中的一處遺址點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這座見證了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驛站,得到了它應有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