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鯤 2024-09-27
甘肅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3號大佛窟，唐，其中央的釋迦牟尼像高達28米、寬10米，左右兩側(cè)還另有6尊造像，窟內(nèi)南北兩壁上繪有各種神獸及花卉
佛教的傳入，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一次外來影響，傳統(tǒng)說法認為，佛教進入中國是從東漢第二任皇帝明帝劉莊夜夢金人、迎請高僧竺法蘭等人來洛陽傳法并創(chuàng)立白馬寺開始的。事實上，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佛教至少在西漢晚期便已傳入四川盆地，且在更早時便已出現(xiàn)在西域以及被稱為“涼州”的河西走廊。因此，東漢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河西走廊，在佛教義理與藝術(shù)的吸收方面，呈現(xiàn)出極為突出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也為中華文明在接下來的時間長河中，走向隋唐時期的藝術(shù)巔峰，奠定了基礎(chǔ)。
一封東漢請柬
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
以上文字來自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一片簡牘，據(jù)推測這片簡牘的時代大概是公元58年至公元108年之間，正是漢明帝夜夢金人迎請佛教入華后不久。根據(jù)簡文內(nèi)容判斷，應是譚堂請人喝酒的一封附有日期與地址的請柬，譚堂以“弟子”自稱，其所住居的社區(qū)（里），名喚“小浮屠里”，“弟子”與“浮屠”均為佛教用語，譚堂一定是一個居住在信仰佛教的社區(qū)——小浮屠里的佛教信眾。
“小浮屠里”簡，漢，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有“小浮屠里”，那么一定就有“浮屠里”或“大浮屠里”，這就說明在懸泉置附近的敦煌郡某縣境內(nèi)，不止一個佛教社區(qū)。而且懸泉置距離敦煌郡城相對較遠，一個非郡城所在地區(qū)都有浮屠里，那么作為敦煌郡中心的敦煌縣里想必也有，此時（東漢中前期）的敦煌郡內(nèi)各縣或許擁有七八個佛教社區(qū)。
要知道，如果按漢明帝夜夢金人的說法，白馬寺創(chuàng)建以后，佛教才從東漢王朝的中心輻射傳播到各地。懸泉置這封來自佛教弟子譚堂的請柬，對“由中心向邊緣傳播”的“史書建構(gòu)”形成了挑戰(zhàn)，提供另一種可能的佛教傳播路徑，即從“華夏邊緣”向“王朝中心”，是“邊緣向中心傳播”的方式。更加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書寫漢字的譚堂很可能是一個漢人，而東漢時期對于外來宗教的政策其實都是只允許外來族群信奉并集中居住在一個里坊，不允許漢人加入。敦煌郡小浮屠里譚堂的存在，似乎表明這項政策在基層執(zhí)行得并不徹底。
敦煌郡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敦煌郡以西，則是受到貴霜王朝影響的西域諸國。東漢時期的貴霜王朝，也就是《漢書》中的大月氏，正處于丘就卻、閻膏珍，以及弘揚佛法的迦膩色迦統(tǒng)治時期。貴霜王朝統(tǒng)治核心便是犍陀羅地區(qū)，也正是接下來幾個世紀，整個亞洲中部、南部、東部即將席卷而來的犍陀羅造像風格的發(fā)源地?；蛟S正在敦煌郡的小浮屠里宴請賓客的佛弟子譚堂并不會想到，他的信仰，將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以他的家鄉(xiāng)為跳板，對整個東亞產(chǎn)生巨大影響。
魏晉時期河西走廊的穩(wěn)定統(tǒng)治
東漢時期的河西走廊并不穩(wěn)定，時常受到西域“三絕三通”與涼州“羌亂”的影響，漢末的混戰(zhàn)更不必說，所以佛教在東漢時期的中國，傳播得并不順利。公元3世紀初，隨著曹魏統(tǒng)一北方，河西走廊所處的涼州逐漸穩(wěn)定下來，迎來諸如尹奉、倉慈、吾彥、趙基、皇甫隆等優(yōu)秀的地方官治理敦煌，倉慈等人的崇佛政策更是促進了佛教在敦煌郡乃至整個河西走廊的發(fā)展。來自貴霜王朝的支婁迦讖、支亮、支謙等高僧也在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順著河西走廊進入中原，介紹佛教的最新理論知識，其中的支婁迦讖，在東漢末年抵達洛陽，是最早將貴霜王朝治下誕生的大乘佛教傳入中原的西來高僧。
只是，涼州的安定還是被西晉初年的鮮卑領(lǐng)袖禿發(fā)樹機能打破，好在不久后涼州便在公元301年迎來新任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張軌。張軌及其子張寔、張茂所創(chuàng)建的前涼王國，對內(nèi)籠絡河西豪族、對外保持晉朝臣子身份，始終奉西晉王朝正朔，并且屢次發(fā)兵試圖拯救西晉于水火之中，一度讓時人贊譽“涼州大馬，橫行天下”。奈何西晉在八王之亂的危害下已無藥可救，張氏父子的前涼政權(quán)只得保據(jù)西北一隅。
張氏前涼雖然無法在東部“力挽狂瀾”，卻在西部經(jīng)略有方，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張氏父子不僅保據(jù)了河西走廊所在的涼州，而且還繼承東漢、曹魏、西晉三朝在西域地區(qū)的戰(zhàn)略支點——敦煌以西、東天山以南的西域長史與戊己校尉駐地，也即羅布泊附近的樓蘭故地、吐魯番盆地的高昌城為重心的區(qū)域。
前涼王張駿在公元327年利用西域長史李柏平定戊己校尉趙貞的叛亂，而后便率先在今新疆地區(qū)設(shè)置郡縣，高昌郡（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吐魯番市）及其屬縣便設(shè)置于此年之后。公元335年，前涼設(shè)置了以敦煌郡為中心的沙州，囊括敦煌郡、晉昌郡（今甘肅省瓜州縣）、高昌郡三個郡，以及西域都護府、戊己校尉府、玉門大護軍府三個軍府，不僅將河西走廊與西域諸國緊密聯(lián)系起來，而且讓前涼對于河西走廊西部乃至西域東部的統(tǒng)治更加靈活高效，這就為佛教順利傳入前涼王都、涼州首府——武威郡姑臧城，奠定了扎實的基礎(chǔ)。
李柏文書，前涼，1909年日本人橘瑞超從樓蘭遺址掠得，現(xiàn)藏日本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它是前涼西域長史李柏寫給焉耆國王的問候信。但具體的寫作時間不明，有346年以后、336年、325至328年等多種說法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在盜走莫高窟藏經(jīng)洞文獻之前，于玉門關(guān)烽燧里發(fā)現(xiàn)了幾封公元4世紀初的粟特人信札。通過釋讀可知，漢唐時期絲綢之路的主要西來商人——粟特人，早在公元4世紀初便已經(jīng)在敦煌、酒泉、武威、金城（今甘肅省蘭州市）建立了兼具宗教與商站屬性的社區(qū)。這些社區(qū)與前文提及的小浮屠里類似，只不過粟特人的社區(qū)多信奉瑣羅亞斯德教（也不排除一部分粟特人轉(zhuǎn)信佛教）。粟特信札的存在，至少說明，多元的宗教文化通過經(jīng)濟往來、建構(gòu)移民社區(qū)，將新的宗教理論與藝術(shù)，經(jīng)由河西走廊傳遞到中原。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原大亂，并未影響中西高僧大德堅定的取經(jīng)傳法步伐，甚至迎來取經(jīng)與傳法的一次佛教文化傳播高潮。河西走廊所在的涼州，相對中原更加安定，自涼州東向道路雖然并不暢通，自涼州西進的道路卻相對暢通，前涼時期如此，前秦與北涼時期依然。后涼時期的河西戰(zhàn)亂相對于同一時期的中原，終究還是短暫的，僅僅局限在公元5世紀初的十多年。而且爭霸河西的氐人前秦、氐人后涼、鮮卑南涼、漢人西涼、盧水胡北涼都是尊崇佛教，甚至佞佛的政權(quán)，佛教的東進，哪怕在涼州最亂的公元5世紀初，也是少有阻礙的。
敦煌菩薩竺法護與他的譯經(jīng)事業(yè)
正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地近西域的河西走廊，自然成為西域佛教文化的較早傳入之地，來自西域諸國的西來高僧，在魏晉十六國時期便順著絲綢之路干道，落腳河西走廊沿線、同屬涼州管轄的敦煌與武威，或短駐，或長留，或世居，從事翻譯佛經(jīng)工作，將印度次大陸的新佛教理論傳入涼州，并最終借著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tǒng)一北方的機遇，席卷中原。
早在三國曹魏時期，世居涼州敦煌郡的月氏僑民曇摩羅剎（其名意譯便是竺法護，本姓“支氏”，出家后隨印度高僧師父改姓為“竺”），西行西域諸國求法，足跡遍布安息（帕提亞帝國）、月氏（貴霜王朝）、大秦（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東岸）、龜茲（今新疆庫車拜城一帶）、于闐（位于今新疆和田一帶）、疏勒（位于今新疆喀什一帶）、鄯善、焉耆、匈奴、鮮卑等古代國家或政權(quán)。竺法護求法有成便在西晉泰始年間（265—274）返回敦煌，并經(jīng)由河西走廊進入中原。
竺法護在長安翻譯胡本佛經(jīng)，歷經(jīng)西晉武帝、惠帝、懷帝三朝20余年時光，共翻譯經(jīng)書154部309卷，其中就有《妙法蓮華經(jīng)》的最初全譯本——《正法華經(jīng)》十卷二十品、《大般若經(jīng)》中宣揚“性空幻有”理論的《光贊般若經(jīng)》等等，涉及《般若》經(jīng)類、《華嚴》經(jīng)類、《寶積》經(jīng)類、《大集》經(jīng)類、《涅槃》經(jīng)類、《法華》經(jīng)類，還有大乘經(jīng)集類、大乘律類、本生經(jīng)類、西方撰述等，種類頗多，是佛教大乘理論第一次大規(guī)模翻譯為漢文譯本，對于佛教大乘理論的東傳厥功至偉。而且竺法護所譯經(jīng)書，不少還與日后東晉流行的玄談潮流契合，成為頗受東晉僧俗精英推崇的高僧大德，由于竺法護世居敦煌，便被時人譽為“敦煌菩薩”。
南宋至元朝刻印的《平江府磧砂延圣院大藏經(jīng)》中的《賢劫經(jīng)卷第九》，為西晉時竺法護所譯，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在翻譯經(jīng)書的過程中，竺法護還培養(yǎng)了大批弟子。在竺法護的譯經(jīng)事業(yè)中，最著名的便是聶承遠和他的兒子道真，他們在秉承竺法護原意的基礎(chǔ)上，還常常幫助竺法護根據(jù)漢文語境，潤色文句。另外還有竺法乘、竺法首、竺法行、竺法存、張玄伯、孫休達、陳士倫、孫百虎、虞世雅等，參與到竺法護的譯經(jīng)事業(yè)中。
竺法護很可能在其晚年，因為八王之亂、匈奴漢國、巴蜀成國的“沖擊”，而率領(lǐng)諸弟子離開長安，返回敦煌，以至于竺法護翻譯的后期經(jīng)書與弟子行跡，均對涼州產(chǎn)生較為深遠的影響。竺法護大約在西晉永嘉二年（308）圓寂，西晉王朝則在幾年后被匈奴屠各部創(chuàng)建的“漢國”所攻滅，他們一行人的事跡有所失載，只有竺法乘的功業(yè)最為突出，他在隨竺法護返回敦煌后，在敦煌創(chuàng)寺講法、廣收門徒，這就讓本就擁有佛教氛圍的敦煌郡，成為十六國亂世中的“一隅佛都”，以至于《高僧傳》都夸贊竺法乘“大化西行乘之力也”。
與竺法護同時，來自中原的朱士行取道河西走廊，西行取經(jīng)求法，由此掀起第一波取經(jīng)高潮，一直延續(xù)到唐代。朱士行是中原第一位西行取經(jīng)的僧人，他在洛陽白馬寺登壇受戒，并在曹魏甘露五年（260）從長安出發(fā)，抵達于闐國，得到《放光般若波羅蜜經(jīng)》梵文本。朱士行抄寫90章60多萬字，并在西晉太康三年（282）派弟子法饒將此經(jīng)送回中原。大抵與竺法護譯經(jīng)同期，朱士行最終留在于闐，并未東返。當時的于闐長期浸潤在佛教氛圍中，甚至可以說是佛教義理與修行的中心之一，所以朱士行才會選擇留在于闐。
敦煌莫高窟的開創(chuàng)
竺法護與竺法乘在敦煌開創(chuàng)的寺院，很可能是莫高窟南城城灣內(nèi)的仙巖寺。仙巖寺在竺法護、竺法乘乃至敦煌名流索靖的“加持”下，成為敦煌郡的一處佛教修行中心，日后一路東行浙江天臺山、影響江東佛教發(fā)展的敦煌高僧曇猷便很可能是竺法乘的弟子，并曾在仙巖寺修行，仙巖寺也吸引了一部分河西走廊的僧人來此聽法修行。
前秦建元二年（366），來歷不明的僧人樂僔，來到仙巖寺附近的宕泉河畔。他看到三危山被夕陽照耀，產(chǎn)生看似萬丈佛光的光影現(xiàn)象，認為是佛陀啟示，便在三危山對面的鳴沙山東麓崖壁開鑿了一個石窟，用于禪修觀相。而后又有一位名喚法良的僧人，在樂僔禪窟旁再修造一個禪窟，這二位高僧所開鑿的禪窟被唐朝時期的敦煌人認為是敦煌莫高窟的源頭，并記載到石碑與壁面上，留存至今：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zhí)心恬靜，當杖錫林野，行止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巖，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于僔師窟側(cè)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于二僧。
———莫高窟第332窟前室的《大周李君莫高窟修慈悲佛龕之碑》
秦建元之世，有沙門樂僔仗錫西游至此，遙禮其山，見金光如千佛之狀，遂架空鐫巖，大造龕像。次有法良禪師東來，多諸神異，復于僔師龕側(cè)又造一龕。伽藍之建，肇于二僧。
——莫高窟第156窟墨書題記《莫高窟記》
我們?nèi)晕凑业?ldquo;樂僔窟”與“法良窟”的具體位置，有學者認為就是莫高窟現(xiàn)存最早的三座洞窟（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有學者認為已經(jīng)被損毀無存或被后世壁畫覆蓋了，還有學者認為甚至都不在莫高窟如今的窟區(qū)內(nèi)。不過，考慮到樂僔、法良幾乎緊隨竺法乘敦煌弘法之后，不排除樂僔、法良本就是奔著竺法乘所創(chuàng)仙巖寺來的可能，或許樂僔、法良是在仙巖寺外圍開窟修行的。從日后晚唐五代時人的追述看，“仙巖寺”或“仙巖”也往往作為莫高窟的雅稱出現(xiàn)在碑文、贊文之中。
敦煌文書P.3720《莫高窟記》，唐，出自莫高窟藏經(jīng)洞，現(xiàn)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此文書記錄了前秦時樂僔來到三危山開鑿佛窟的事跡
涼州佛教影響中原
繼竺法護之后，高僧鳩摩羅什的東行傳法譯經(jīng)，進一步增進了大乘佛教的弘揚。鳩摩羅什是天竺望族鳩摩羅炎與龜茲王女耆婆之子，受母親影響，從小便信奉佛教，并且在7歲被母親帶到罽賓國（位于開伯爾山口附近）跟隨高僧盤頭達多學習小乘佛法，而后來到疏勒國跟隨本為莎車國王子的高僧須利耶蘇摩學習大乘佛法，十年間跋山涉水修習西域佛法。鳩摩羅什博讀大小乘經(jīng)論，名聞西域諸國，甚至盛名傳到了中原，以至于剛剛統(tǒng)一北方及巴蜀地區(qū)的前秦天王苻堅都知曉鳩摩羅什的聲名。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堅派遣大將呂光遠征西域。呂光在攻克龜茲后，對鳩摩羅什頗為倚重，并且在淝水之戰(zhàn)前秦戰(zhàn)敗消息傳來后，聽從鳩摩羅什的意見率軍東歸，并將鳩摩羅什也一并帶上。呂光率軍挫敗了前秦涼州刺史梁熙，割據(jù)涼州，建立后涼政權(quán)，鳩摩羅什由此在涼州首府武威滯留了十六七年。這些年間，鳩摩羅什得以修習漢語，成為一個融通天竺、西域、中原多種語言的高僧，為其日后在長安城的大規(guī)模譯經(jīng)活動奠定基礎(chǔ)。
陜西西安草堂寺鳩摩羅什舍利塔，唐，通高2.46米。塔身共有8面，北面刻有“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舍利塔”13字
后秦弘始三年（401），后涼政權(quán)在內(nèi)憂外患中逐漸萎縮成武威一地之主，西涼、北涼、南涼無不威脅著后涼的統(tǒng)治。后秦君主姚興趁機派遣大將姚碩德西征，圍攻武威郡姑臧城，逼降后涼君主呂隆，鳩摩羅什由此被姚興以國師之禮請入后秦首都長安，并在長安組織大型譯場，在接下來的十余年時間（401—413），翻譯了大批沿用至今的經(jīng)書，比如《大品般若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維摩詰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金剛經(jīng)》等佛經(jīng)，《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成實論》等佛論，系統(tǒng)性介紹了大乘佛教龍樹中觀學派的學說。
由于擁有天竺、龜茲血脈的鳩摩羅什兼通中原與西域語言，他所翻譯的經(jīng)論，都是內(nèi)容信實、字句暢達，有不少著名的漢語詞匯，諸如“歡喜”“舍利”“涅槃”“愛河”“苦海”“煩惱”“心田”“未來”“大千世界”“天花亂墜”“一塵不染”“回光返照”“粉身碎骨”“不可思議”都是鳩摩羅什原創(chuàng)。如今流行的諸多常見佛經(jīng)文本，仍是鳩摩羅什譯本。比起相對“學霸”一些的玄奘，鳩摩羅什譯本好讀易懂。國學大師梁啟超還稱贊鳩摩羅什為“譯界第一流宗匠”。
鳩摩羅什賴以東行的白馬傳說被供奉在敦煌西郊的白馬塔（清代重建）中，鳩摩羅什的舌舍利傳說被供奉在武威市區(qū)內(nèi)的鳩摩羅什舌舍利塔（清代重建）中，鳩摩羅什的舍利則被供奉在長安西南郊外的草堂寺八寶舍利塔中，這是我們現(xiàn)在能夠看到的三處鳩摩羅什相關(guān)古跡。另外，為紀念鳩摩羅什的貢獻，在鳩摩羅什的故鄉(xiāng)龜茲，克孜爾石窟前，也有一尊鳩摩羅什的坐像。
武威鳩摩羅什寺。1927年武威發(fā)生大地震，城內(nèi)寺廟毀壞殆盡?，F(xiàn)在的鳩摩羅什寺是1998年后逐漸修復的
在鳩摩羅什于長安譯經(jīng)的同時，一位來自中天竺的高僧曇無讖，因為得罪了所在國的國王而帶著《大涅槃經(jīng)》前分十二卷和《菩薩戒經(jīng)》等佛經(jīng)來到龜茲。然而此時的龜茲依然流行小乘佛教，涅槃信仰所屬的大乘佛教并不受歡迎，曇無讖不得不前往西涼政權(quán)治下?lián)碛懈么蟪朔鸾绦叛龌A(chǔ)的敦煌郡，并且在敦煌翻譯了《菩薩戒經(jīng)》。
421年，北涼沮渠蒙遜攻滅西涼，占據(jù)敦煌，并將曇無讖帶到?jīng)鲋莸氖赘?mdash;—武威郡姑臧城。曇無讖先后譯出《大涅槃經(jīng)》三十六卷、《方等大集經(jīng)》三十卷、《悲華經(jīng)》十卷、《方等大云經(jīng)》六卷、《金光明經(jīng)》四卷、《優(yōu)婆塞戒經(jīng)》七卷、《佛本行經(jīng)》五卷、《菩薩地持經(jīng)》十卷（以上都現(xiàn)存），《海龍王經(jīng)》四卷、《菩薩戒優(yōu)婆塞戒壇文》一卷，其中的《大涅槃經(jīng)》對于涅槃信仰的流行至關(guān)重要，也是大乘佛教眾生平等理論的重要文本，其理念對于十六國后期北朝時期的涅槃圖像影響至深。另外，《佛本行經(jīng)》本為中天竺人馬鳴在貴霜王朝治下所作，對佛陀釋迦牟尼的一生事跡予以總結(jié)梳理，此經(jīng)的譯出，對于北涼時期以及之后北朝時期出現(xiàn)的大量佛傳故事壁畫與石刻圖像影響頗深。在吐魯番的吐峪溝曾有北涼寫經(jīng)《優(yōu)婆塞戒經(jīng)》出土，而吐魯番正是北涼治下的高昌郡，是北涼的西北邊郡，由此可見曇無讖譯經(jīng)對于北涼治下涼州的影響力。
北魏延和二年（433），北魏逐漸掌控胡夏、西秦諸國地盤，勢力逐漸從黃河中下游延展到黃河中上游，并與北涼接壤。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聽說曇無讖盛名，派遣使者前來向北涼討要曇無讖，希望他能前往代京平城講法。沮渠蒙遜為了不讓曇無讖落入北魏手中，明面禮送曇無讖東進，暗地卻派刺客殺害曇無讖，一代高僧至此殞命。不過，正如佛教史學大師湯用彤所言：“長安之譯者鳩摩羅什，涼州之譯者曇無讖，俱集一時名宿，其影響并及于南北。”曇無讖開創(chuàng)的涅槃學派，啟南北朝而遠播隋唐，影響不可不謂之深遠。
佛教造像藝術(shù)中的涼州模式
一代梟雄沮渠蒙遜為人雖然陰險狡詐，但他對佛教造像藝術(shù)方面的推動作用，卻是不可抹殺的。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批佛塔——北涼石塔，便出自北涼政權(quán)治下的酒泉、敦煌、高昌一帶，河西走廊現(xiàn)存年代最早的一批石窟，也很可能是北涼所營造的，著名考古學家宿白甚至將涼州地區(qū)在公元5世紀初期形成的造像藝術(shù)概括為“涼州模式”。
宿白認為，在武威天梯山石窟第一窟、第四窟，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的北涼石塔和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石窟等考古資料基礎(chǔ)上，在河西地區(qū)存在一種承襲新疆龜茲、于闐等地造像傳統(tǒng)，帶有鮮明的西域色彩，并最早開始融合漢地藝術(shù)的佛教造像模式。這一藝術(shù)模式后來對北魏時期云岡等石窟的開鑿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典范作用，進而對佛教藝術(shù)在北魏的遍地開花產(chǎn)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承玄元年（428）高善穆石造像塔，北涼，高44.6厘米，1999年酒泉市石佛灣子出土，現(xiàn)藏甘肅省博物館
北涼石塔是對酒泉地區(qū)出土6座、敦煌地區(qū)出土5座、吐魯番地區(qū)出土2座、武威地區(qū)出土1座共計14座石塔的統(tǒng)稱，其中最為完整且精美的無疑是酒泉市石佛灣子出土的北涼承玄元年（429）高善穆石塔，現(xiàn)藏甘肅省博物館。該塔頂部為北斗七星，塔身中部刻有包含釋迦牟尼在內(nèi)的過去七佛，以及交腳而坐的彌勒菩薩一身，共計八龕八像。塔身底部則是八卦乾坤六子女圖，分別為“乾（父）”“坤（母）”“震（長男）”“巽（長女）”“坎（中男）”“離（中女）”“艮（少男）”“兌（少女）”。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的正是塔身中部的“彌勒菩薩”與象征了未來的“震卦”，意指彌勒終將到來。
沙山石塔，北涼，通高60厘米，底徑21厘米。塔基刻八神王像和八卦符號，現(xiàn)藏敦煌市博物館
《十六國春秋·北涼錄》記載：“先是蒙遜有涼土，專弘事佛，于涼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象，千變?nèi)f化，驚人炫目。”武威天梯山石窟很可能便是沮渠蒙遜主持開鑿的“涼州石窟”。雖然如今現(xiàn)存的第13窟大佛已是唐代開鑿、明清與現(xiàn)代重修的樣式，而其余洞窟不是毀于1926年的地震，就是在1959年為修黃羊河水庫而進行了壁畫搬遷，我們已無法在天梯山石窟原址看到北涼時期的壁畫或塑像。不過，無論是被宿白援引為涼州模式代表的天梯山石窟第1窟與第4窟，還是同為北涼時期的第18窟，窟形結(jié)構(gòu)均為中心塔柱四面開龕而四壁不開龕的支提窟形制，這種形制在河西走廊的早期洞窟中頗為常見，并且影響了云岡石窟的第1、2、6諸窟。
天梯山石窟第18窟，右上為第1窟與右下為第4窟，窟形結(jié)構(gòu)均為中心塔柱四面開龕而四壁不開龕的支提窟形制，為涼州模式的代表，在河西走廊的早期洞窟中頗為常見
1959年搬遷的壁畫彩塑，在2015年得到敦煌研究院的修繕，現(xiàn)如今分別在甘肅省博物館、武威市博物館展出。北涼時期的壁畫多采用紅色底色，菩薩形象往往腰細肩寬、臀部突出、雙肩渾圓，極具古印度造像中的女性體態(tài)與神韻。無論是菩薩還是飛天四肢均較為粗圓，相對于北朝時期逐漸漢化的飛天，更有一種粗獷笨重的質(zhì)感。菩薩往往彎眉大眼，在眉骨及上眼瞼處均加白色點染，從而讓五官更加立體明顯，采用的是古天竺常見的繪畫方式，上唇線較長、嘴角微微翹起，相對于日后的中原化菩薩形象而言，笑意更為嫵媚一些。
壁畫中的千佛形象，頭綰高大圓髻、身穿天竺樣式的通肩小圓領(lǐng)袈裟，結(jié)跏趺坐，雙手在腹前重合坐禪定印，五官并無明顯的天竺或西域風格，反倒是頗具中原面相與氣質(zhì)。與其他早期石窟相似，忍冬、蓮蕾與蓮花化生童子的形象裝飾著佛光與邊緣，成為區(qū)隔畫面的裝飾紋樣。
( 左）天梯山彩繪菩薩壁畫，北涼，現(xiàn)藏甘肅省博物館。這尊菩薩高鼻深目，頭發(fā)卷曲，身體扭動呈現(xiàn)“S”形，西域色彩濃厚，是不可多得的北涼藝術(shù)佳品；（右）菩薩像，北涼，天梯山石窟第4窟中心柱壁畫，現(xiàn)藏武威市博物院
與天梯山石窟第1、4、18窟相近的中心塔柱窟還有甘肅肅南祁豐鎮(zhèn)的文殊山石窟（更靠近酒泉市區(qū)）的前山千佛洞，甘肅肅南臨松山中的金塔寺石窟（張掖市區(qū)以南）的第1、2窟，其中文殊山石窟窟頂?shù)木G底壁畫飛天頗為精彩生動，無論是飄帶的翻飛還是身形的粗大，均符合公元5世紀北涼或北魏中期的造像風格，金塔寺石窟則以公元5世紀風格的塑像為主。
概言之，“涼州模式”的佛教石窟往往是以下特征的組合：窟型結(jié)構(gòu)方面流行樓閣式中心柱的塔廟窟，塑像方面流行釋迦牟尼佛、交腳坐或佛裝彌勒、思惟菩薩、阿彌陀三尊像，壁畫上以千佛圖像占據(jù)較大面積，裝飾紋樣以兩方連續(xù)的化生忍冬為主，造像往往面相渾圓、眼睛細長、高鼻深目、身體健碩，具有西域風情，飛天形體普遍較大且呈V字形飛翔在佛龕上部或窟頂周回。
敦煌莫高窟現(xiàn)存最早的三座石窟（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甚至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金塔寺石窟第1、2窟，雖然在學術(shù)界均有“北魏時期營造”的觀點，不過依舊是受到?jīng)鲋菽Ｊ接绊懙漠a(chǎn)物。畢竟以云岡石窟為中心的“平城模式”還要在公元5世紀70年代方才成型，并在5世紀80年代影響北魏疆域之內(nèi)，在此之前北魏統(tǒng)治涼州早期，涼州模式依舊在涼州擁有較強影響力，也是自然之理。所以，哪怕上述三處六窟真是北魏中期（公元5世紀中葉）營造，也仍舊可以說是“涼州模式”的典型代表。
公元5世紀中葉，北魏滅亡北涼，河西走廊再度回到中原王朝治下，涼州兩個世紀以來積累的佛教義理與藝術(shù)風潮，由此被涼州高僧引進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進一步促成北魏王朝佛教義理與藝術(shù)的飛躍，使得平城逐步成為公元5世紀后期的國際化中心。佛教藝術(shù)也經(jīng)過北魏王朝在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的營造，逐步衍生出影響整個東亞世界的“平城模式”“中原模式”，進而逐步完成佛教義理與藝術(shù)風格的“中國化”。
總而言之，無論是早期佛教順著漢代絲路的涓滴滲入，還是兩晉十六國時期西來高僧的廣弘佛法，抑或佛教石窟藝術(shù)的東進與“中國化”，都能看到中華文明在接受外來思想與藝術(shù)風潮時，能夠以極大的包容性，海納百川，化為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