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瀛璐 2024-08-16
原載于《國家人文歷史》2024年8月上，原標題為《幽云之間 學唐比宋 對峙中的遼構風尚》，有刪節(jié)，未經(jīng)授權請勿轉載
自打從石敬瑭手中接過幽云十六州的“投名狀”，契丹人就開始與中原文化進行磨合，因俗而治卻總是伴隨著莽撞與沖突。至澶淵之盟，終是以北宋歲貢的條件換來二者長達120多年的和平對峙。政治生態(tài)的“亞健康”，卻給文化以喘息的空間。南北盟好之際的大遼，進入圣宗、興宗、道宗三朝，無論是營建都城、科舉選拔、宗教文化，都呈現(xiàn)出“努力向唐代學習，同時和宋朝比美”的趨勢。如我國遼金史學家陳述所說：“這表明契丹社會本身的發(fā)展，正在朝著較高的階段邁進。”也似乎映射了遼統(tǒng)治者對“華夷同風”、漸趨正統(tǒng)的追求，期以“北朝”身份與宋對居。在一眾使其自信“不異中華”的彬彬文物中，一座座千年遼構華麗出場。
唐武宗“會昌滅佛”期間，河朔三鎮(zhèn)拒不執(zhí)行，成為“法外之地”，吸引了一批僧侶和佛教文化流入，為佛教北傳契丹做了鋪墊。唐天復二年（902），遼太祖始置龍華州，建有開教寺；遼天顯二年（927），滅女真族渤海部后，當?shù)厣吮贿w至上京天雄寺；待會同元年（938），遼正式占有幽云十六州后，這里已經(jīng)成為遼朝佛教文化發(fā)展的前沿。
大遼佛光
澶淵之盟訂立時，正是遼圣宗耶律隆緒在位期間。他整頓吏治、詔開貢舉，使得遼朝開始進入全盛時期。盡管擁有對幽云十六州的統(tǒng)治權，但如何促進契丹民族和漢族融合，仍然是困擾遼統(tǒng)治者的問題。相比于儒道，佛教無疑是很好的工具。佛教教義中的“因果報應說”和遼太祖“佛非中國教”的論斷，對于化解不同民族之間的分歧行之有效。這也正如日本學者野上俊靜所言：
“契丹建國后……當初的急務之一是發(fā)展契丹內地的經(jīng)濟和文化。這一目的被多數(shù)漢人平民所實行了，在他們的移居地點建立寺院，給漢人僧侶居住，這有助于安撫和收攬人心。此外，也是為了謀求境域內各族的融合，主要是契丹人與漢人的融合，為此目的而采用超民族的佛教，想必會帶來好的結果。”
于是，圣宗、興宗、道宗三朝接續(xù)崇佛，以至于，在遼統(tǒng)治疆域內，出現(xiàn)“海內塔廟相望”的盛景，也留下“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發(fā)三千”“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的記載。在“學唐比宋”的指導思想下，遼以北朝自居，客觀上促進了文化進步。自圣宗起，至道宗，都在涿州云居寺（今北京市房山石經(jīng)山）接續(xù)隋唐鐫刻石經(jīng)。過猶不及的是，“佞佛”也在興宗朝出現(xiàn)端倪，一大表現(xiàn)便是其將佛教信仰提高到與契丹大禮“祭山儀”同等地位，并在重熙七年（1038）“親幸佛寺受戒”。道宗更是身體力行，其“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群臣，執(zhí)經(jīng)親講”，曾自撰《華嚴經(jīng)隨品贊》十卷，并于在位期間督促完成了《遼藏》的刻印工程。統(tǒng)治者無以復加的推崇，落下“遼以釋廢”的結局。所幸作為附屬品，沐浴在佛光中的寺廟建筑卻成長為一朵朵奇葩。
20世紀30年代營造學社考察時，梁思成曾四次前往山西，而劉敦楨則主要考察北京周邊地區(qū)，目的都是以找到唐代建筑為主。1936年10月，劉敦楨再次率學社成員到河南、河北和山東調查，鑒定到諸多唐、宋、遼時期的磚石塔、幢，木構建筑則多為明、清時期。他們在一個月內走了16個縣，北方冬季氣候惡劣，工作十分艱苦，風沙使得測量儀器都無法使用。劉敦楨無奈在日記中寫道：“天寒風凜，雙手皸裂，不能工作，乃返寓編制相片目錄。”行至涿州新城（今屬河北保定高碑店）時，劉敦楨一眼就看出頗具“年代感”的開善寺大雄寶殿，那明顯繼承自唐風的大斗栱讓考察成員都覺得不虛此行。
《遼史拾遺·卷四》記載，開善寺“離雄州三十里至白溝拒馬河，三十里到新城縣……舊與契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后樓壁僅存。”“澶淵之盟”以新城白溝為界，每年宋向遼輸送的錢絹都要在此交接。開善寺的命名，則常被認為與佛經(jīng)有關。如《無量壽經(jīng)》：
“……杜惡趣，開善門。于諸眾生，視若自己。拯濟負荷，皆度彼岸。”
開善寺的核心建筑——大雄寶殿，坐落在1.11米的臺基上，殿身總高12.08米，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單檐廡殿頂，1：3.9的舉折相當平緩，1.82米的出檐肆意伸展，具備唐風大屋頂“如鳥斯革，如翚斯飛”的特征。殿外四周有露柱十六根，柱頭卷殺明顯，在普拍枋上還置有大斗來承托柱頭斗栱，補間鋪用作一朵斗栱，使整座大殿顯得簡潔而古樸。劉敦楨測繪時，大雄寶殿上的鴟吻還在，不過兩個鴟吻風格不一樣，“東大吻應為金代作品，西大吻則為明代后期制作”。
殿內空間十分開闊，仍是“減柱造”的功勞，僅有的4根支柱承載了整座大殿。“減柱”的作法，通常被認為是遼人游牧捺缽，以寬闊大帳為居的生活習俗在建筑上的映射，在遼金之前并不見使用。“徹上露明造”，即整個梁架結構不設天花板，幫助視覺在空間上延展，讓整個建筑顯得簡潔大氣。而隨著宋遼進入長達百年的對峙期，再加上開善寺地處交界，使得建筑也多少開始受宋風影響。如其殿內的補間鋪作就吸收了北宋中期以前的補間挑斡做法。另外，開善寺大殿的營造尺相較獨樂寺、奉國寺也較短，據(jù)研究者推測，也有可能是受宋地影響。
營造學社初次造訪時，開善寺大殿內仍保有遼代壁畫，但20世紀60年代前后，學者再次調研時，發(fā)現(xiàn)墻壁已全被涂刷。殿內存有明嘉靖三十年（1551）《開善寺重修記》石碑，有學者據(jù)此推測其重建于遼興宗重熙二年（1033），亦有專家如祁英濤從梁柱高度、普拍坊的使用方面，將其創(chuàng)建時間擴展到1004到1123年間。但無論哪種結論，開善寺大雄寶殿都是遼構無疑。從碑記上還可知，殿內曾供觀音為主像，兩旁有八位金剛。1928年，當?shù)貙⒋蟮罡淖鳛槊癖娊逃^，除觀音像背后的石刻，佛像悉數(shù)被毀。
20世紀50年代，又因著空間大，大雄寶殿被當作縣糧食局糧庫使用。2023年夏天，華北等地受臺風“杜蘇芮”影響，爆發(fā)洪澇災害，開善寺院亦受波及。水位達到最高點時，寺院內水深超過2.4米，僅存三座大殿均被水浸泡，大雄寶殿內部水深0.8米。不幸中的萬幸，洪水到來前，文保部門已將開善寺內紙質文物和檔案、碑刻拓片等資料安全轉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徐怡濤曾說：“洪水對文物最嚴重的破壞，主要來自沖擊力。而這次開善寺受災，水位是慢慢上漲的，不存在強烈的沖擊力，但危害主要在浸泡。”開善寺文物保護所所長實地考察后，不由贊嘆：“我們應該敬佩祖先的智慧，當水位撤到大雄寶殿的臺基以后，殿內的水就會自動瀉出去。”這也盡量縮短了古建被浸泡的時間。
在遼朝已經(jīng)滅亡150余年時，其修建的仁政殿仍堅固耐用，為此金世宗完顏雍曾盛贊遼建筑水平之高超：“宮殿制度，茍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它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jīng)久也。”相較于研究者對開善寺大雄寶殿具體建造年代持有不同意見，另一座位于大同華嚴寺的薄伽教藏殿則是一份“準確的遼代建筑紀年樣本”，其建筑形制與彩畫圖案等曾一度作為判斷其他遼代建筑的“標準器”。
海內孤品
1933年9月4日，梁思成與劉敦楨、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前往大同進行為期3周的調查，并將豐富成果集結為長文《大同古建筑調查報告》，華嚴寺便如此進入學界視野。
按薄伽教藏殿梁下題記，該殿為“遼重熙七年（1038）歲次戊寅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午時建”。而《遼史·地理志》則記載：“遼清寧八年（1062）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銅像。”也就是說，先有薄伽教藏殿，后有華嚴寺。在這二者建立的時間差內，遼朝發(fā)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其趁北宋陷入與西夏危機時要求增加歲幣，即“重熙增幣”；一是在興宗重熙十三年（1044）改云州為西京，升格為大同府，為遼之陪都。地位提高、資金充實，這也突出了建立華嚴寺為遼代帝王家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更深意義在于，在面對與西夏日益復雜的關系中，建立一座具有象征意義的高等級皇家寺廟，來凸顯政治穩(wěn)固，為臣民提供精神寄托，利大于弊。
今人見到的華嚴寺，位處大同古城，寺由山門、普光明殿、大雄寶殿、薄伽教藏殿、華嚴寶塔等30余座單體建筑分別排列在南北兩條主軸線上，鱗次櫛比，規(guī)模宏大，占地面積達66000平方米。寺內維持著自明代以來便劃分而成的上、下寺格局，即以大雄寶殿為主殿的上華嚴寺，以薄伽教藏殿為主殿的下華嚴寺。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遼朝在諸多方面都以中原文化為師，卻在建筑布局上流露出“遼俗東向而尚左”的習俗。《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記載：“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華嚴寺內，除海會殿外，寺內主要建筑皆坐西朝東，殿中佛像亦同樣坐向，禮佛者需向西而拜，符合其帝王家廟的身份設定。但我們也應看到的是，當橫向對比同時代的奉國寺、應縣佛宮寺等同樣具有皇室背景的寺院時，會發(fā)現(xiàn)它們仍然采用南北向布局。因此，對于華嚴寺建筑東西向布局的解讀，除考慮這種基于民族習慣的出發(fā)點，如劉翔宇等學者亦給出了更進一步的闡釋，即在當時遼與西夏矛盾日益加劇時，統(tǒng)治者需要一個更加純粹和接近正統(tǒng)的存在來發(fā)揮其精神坐標的作用，這種做法“亦彰顯出佛教與政治在當時的遼代具有的緊密聯(lián)系”。
“薄伽”為梵語，是佛的十大稱號之一；“教藏”則指收藏佛教經(jīng)典。顧名思義，此殿為藏經(jīng)閣。北宋出現(xiàn)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經(jīng)《開寶藏》，遼朝不甘落后，在圣宗朝對標北宋，雕印完成了505帙的《遼藏》。薄伽教藏殿在興宗朝設立，自然是保存《遼藏》的最佳地點。但對《遼藏》的續(xù)補直到道宗朝才完成，隨著華嚴寺的落成，579帙經(jīng)書得以全部入藏。如今，殿內所藏遼代佛經(jīng)已經(jīng)散佚，但藏經(jīng)用的壁藏和“天宮樓閣”卻依然存在，成為薄伽教藏殿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內里乾坤”。
據(jù)金大定二年（1162）《重修薄伽教藏記》碑記載，金滅遼時，華嚴寺院內的“殿閣樓觀，俄而灰之。唯齋堂、廚庫、寶塔、經(jīng)藏、洎守司徒大師影堂存焉。”明清之際，對其進行了重建，成今日所見規(guī)模。在《大同古建筑報告》結尾，梁思成等如此呼吁：“惟大同遼金建筑，在我國建筑史中，所處地位，如是重要，而其現(xiàn)狀，則任期飄零風雨中，未加人力之維護。行見數(shù)十載后，此珍貴之古物，歸于頹廢，淪為塵壤。甚望地方當局，與海內心人士，共策保存之術焉。”1961年，大同華嚴寺被列為我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淶源閣院寺、高碑店開善寺也被列入我國第四批保護單位。
飛狐鐵鐘建造的1114年，完顏阿骨打已經(jīng)統(tǒng)一了女真諸部，正式起兵反遼。一年后，金在上京會寧府建國。十年后，遼天祚帝在應州被俘，遼遂滅亡。這催促大遼謝幕的飛狐鐘聲，也似乎敲出了遼構藝術繞梁千年的余音。
參考文獻：
劉翔宇《大同華嚴寺及薄伽教藏殿建筑研究》
祁英濤《河北省新城縣開善寺大殿》
徐怡濤《河北淶源閣院寺文殊殿建筑年代鑒別研究》
劉翔宇《閣院寺文殊殿正面的門窗》
曹靜《河北淶源縣閣院寺遼代鐵鐘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