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曉鼎 2024-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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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國古代法制文明發(fā)展的又一高峰。這時不僅涌現(xiàn)出了諸如范仲淹、王安石等心憂天下的士大夫，還出現(xiàn)了像包拯、宋慈等著名的司法官員。尤其是包拯，其事跡被后世的戲劇、影視等藝術(shù)形式進行了多重加工與演繹，最終形成了“包青天”的形象，成為古代司法公正的重要象征。在眾多關(guān)于包青天的傳說中，有一個名叫“雙釘記”的故事，其情節(jié)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這個故事在歷史上也確有其事。只不過這一事件的主理官員并非包拯，而是同為北宋名臣的張詠。
張詠（946—1015），字復之，北宋著名官員。少年任性，不拘小節(jié)，太平興國五年（980）考中進士。他在擔任益州知州期間，不僅勸課農(nóng)桑，發(fā)展經(jīng)濟，還推動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出現(xiàn)。由于政績突出，宋真宗贊嘆“有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了”，足見其才能卓越。而“雙釘案”正是在其治蜀期間發(fā)生的……
明察秋毫：路遇殺夫案
中國古代案例集《折獄龜鑒》卷五記載了這件“雙釘案”的始末：
張詠尚書鎮(zhèn)蜀日，因出過委巷，聞人哭，懼而不哀，亟使訊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窮治。吏往熟視，畧不見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頂發(fā)，當有驗。及往視之，果有大釘陷其腦中。吏喜，輒矜妻能，悉以告詠。詠使呼出，厚加賞勞，問所知之由，令并鞠其事。蓋嘗害夫，亦用此謀，發(fā)棺驗尸，其釘尚在，遂與哭夫俱刑于市。
從史料記載來看，雙釘案的案情比較簡略。大致是講：張詠在治理蜀地期間，一日外出，路過偏僻的小巷之時，突然聽到有婦人在哭。哭聲雖然恐懼，卻令人無法感到哀傷。這一下就引起了張詠的注意，于是他派遣吏員前去一探究竟。婦人說：“丈夫突然死了。”這讓張詠感到更加可疑。因為按常理，丈夫去世，作為妻子不可能沒有哀傷之情。于是，他將婦人帶回官府，交給吏員審理，以查明真實情況。
現(xiàn)代如果出現(xiàn)命案，往往需要法醫(yī)進行司法檢驗。宋代也是一樣，對于可疑的案子，也需要派出仵作等專業(yè)人士對尸體進行詳細地初檢與復檢，以明確死因，確定證據(jù)。南宋時期的法令集《慶元條法事類》中載有檢尸格目[驗狀（驗尸報告）的輔助文件]的完整形式，中國古代的法醫(yī)學著作《洗冤集錄》中還載有“檢驗正背人形圖”，詳細地區(qū)分了人體的致命處與非致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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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吏員前往尸檢時，卻并未找到有什么致命的傷痕。他一籌莫展地回到家中。他的妻子見狀詢問事情經(jīng)過，便胸有成竹地對吏員說：“你去看看死者的頭頂?shù)陌l(fā)髻，或許能發(fā)現(xiàn)什么。”吏員將信將疑，返回現(xiàn)場，照著妻子的話，查看了死者頭部。不料大吃一驚，果然在死者頭頂發(fā)現(xiàn)了一顆大釘子，深深地陷入死者的腦中。吏員趕緊將這一情況報給張詠。張詠提審了死者的妻子，面對官府的檢驗結(jié)果，婦人只好供述了殺害親夫的犯罪事實。自此，真相大白。
尋根問底：離奇犯罪手法牽扯案中案
如此離奇的犯罪手法讓吏員的妻子發(fā)現(xiàn)，使吏員不禁對妻子刮目相看，逢人便夸耀妻子的賢能，并在張詠詢問破案經(jīng)過時，詳細地將妻子的提醒進行了匯報。按理說，案件發(fā)展到此，兇手已經(jīng)供認不諱，就該判刑結(jié)案了，但是張詠感到十分好奇，一個婦道人家怎會知道如此怪異狠毒的犯罪手法呢？
張詠讓吏員將他的妻子帶到衙門里來。厚加勞賞之后，張詠問出了心中疑惑，可吏員的妻子卻支支吾吾，顧左右而言他。這引起了張詠的警覺，作為司法官員，常年的職業(yè)訓練使他能夠注意到任何可疑的蛛絲馬跡。
“這不是你的原配吧？”張詠突然向吏員詢問道。
吏員果然回答：“是再嫁的”，并且補充道其妻子的前夫乃是病死，這才改嫁于他。
這一回答使張詠進一步確定了心中猜想。于是，他一面派人繼續(xù)審訊吏員妻子，一面找到其前夫墓地，發(fā)棺驗尸，竟然在其亡夫的頭頂也發(fā)現(xiàn)了一顆大釘子！原來，吏員的妻子曾經(jīng)以同樣的犯罪手法殺害了丈夫，并謊稱丈夫是病死，才改嫁吏員，所以才會熟知這種怪異的犯罪手法。這種方法能造成身體沒有傷痕的假象，騙過了吏員的檢驗，但最終在明察秋毫的張詠面前露出了馬腳。
宋代基本法典《宋刑統(tǒng)》規(guī)定：
“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
在中國古代“夫為妻綱”的社會背景下，謀殺親夫乃是重罪，因此，“雙釘案”中的兩位兇手均被處以極刑。
除了“雙釘案”的故事，在《折獄龜鑒》中，還有莊遵和韓滉兩名官員斷案之事。它們與“雙釘案”的情節(jié)如出一轍，均是聞聽婦人哭聲的怪異，進而發(fā)現(xiàn)以釘子釘入頭部殺害親夫的犯罪。正如春秋時期的子產(chǎn)所言：
“夫人之于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而張詠能夠發(fā)現(xiàn)犯罪，也正是因為察覺出了婦人哭聲“懼而不哀”。盡管這一系列小故事可能是后人附會而成，但是古今雖殊，事理無異。子產(chǎn)的話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
良吏善法：雙釘案背后的宋代法制建設(shè)
雙釘案得以勘破，其重要原因有兩點：一是得益于司法官張詠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二是案件偵訊過程中，尸體檢驗的應用。這兩點的出現(xiàn)恰恰得益于宋人對法制的不斷完善。
趙宋政權(quán)建立在五代十國分裂割據(jù)的局面之上。為避免五代時期司法黑暗、軍事政權(quán)草菅人命的現(xiàn)象，宋朝的統(tǒng)治者認為“法制立，然后萬事有經(jīng)，而治道可必”，著力重建法制秩序。立法上，不僅沿襲唐律制定基本法典《宋刑統(tǒng)》，還廣泛地開展編敕（指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種立法過程），使得國家各項事務“有法可依”。司法上，構(gòu)建將審與判分離，由不同官員分別執(zhí)掌的鞠讞分司制；以及保障犯人申訴權(quán)利，減少冤假錯案的翻異別勘制等。
而正如荀子所提出的著名論斷：“有治人，無治法。”兩宋統(tǒng)治者在力行法制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司法官吏的選拔和任用。
熙寧四年（1071），神宗下詔創(chuàng)立新科明法科（針對科舉士子的法律考試）；同時，除進士科外，明經(jīng)科以下全部廢除——意圖通過這種辦法，鼓勵士子改學法律。在這次的科舉改革中，新科明法取消了經(jīng)、疏等儒家經(jīng)義內(nèi)容，專注考察《刑統(tǒng)》大義和斷案，而且新科明法的地位大幅提升，“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及第進士之上”。這些政策使得士子對“學法”抱有極大熱情。
除此之外，宋代還有專門針對現(xiàn)任及任滿遷轉(zhuǎn)官員的試刑法，其目的在于選拔高級法官。它與科舉考試不同，是由刑部、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機構(gòu)主持的，針對官員的法律考試。其應試標準也較明法科嚴格，此后雖放寬參試條件，但反而擴大了應試范圍，提高了官僚隊伍的整體素質(zhì)。關(guān)于試刑法的考試內(nèi)容，真宗咸平六年（1003）十二月規(guī)定：
自今有乞試法律者，依元敕問律義十道外，更試斷徒已上公案十道，并于大理寺選斷過舊條律稍繁、重輕難等者，拆去原斷刑名、法狀、罪由，令本人自新別斷。若與原斷并同，即得為通。如十道全通者，具狀奏聞，乞于刑獄要重處任使。六通以上者亦奏加獎擢，五通以下更不以聞。
試刑法不僅考察法律的基本原理、立法原意等，還挑選大理寺所判決的疑難案件，只保留案情，將其作為案例分析題，讓應試者重新擬判。只有應試者的擬判與大理寺原判相同，才能合格。根據(jù)成績劃分等級，十道案例分析全部合格者，將擔任司法要職。六道合格及以上者，也會給予相應的獎賞。此后，仁宗、神宗等皇帝均對試刑法進一步完善，以適應官僚隊伍建設(shè)的需要。
除了選拔良吏之外，雙釘案背后還反映出宋代司法檢驗制度的發(fā)達。其實，自西周始，我們就有一套比較科學的“測謊技術(shù)”（五聽決獄）?！吨芏Y·秋官·小司寇》記載“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毦然）。
也就是在審訊時通過觀察嫌疑人的神態(tài)、語氣、言辭等來判斷供詞之真假。前述以哭聲判斷事有蹊蹺實際上也屬于五聽。宋代仍然重視五聽斷獄，以口供作為定罪的決定性證據(jù)，但這種導向往往催生刑訊逼供。中國古代的立法者為了防止刑訊逼供的濫用，一方面限制刑訊的范圍和頻率，一方面始終在提高物證的重要性?！端涡探y(tǒng)》規(guī)定：
“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jù)狀斷之。”即在物證確鑿的情況下，可以據(jù)此定罪，不需口供。
宋代正是中國古代物證理論的發(fā)達時期?！墩郦z龜鑒》一書收錄395個案例來介紹治獄之道、破案之法，并提出了審案需要“察情”與“據(jù)證”并重，要求將二者兼用，互相補充，互相印證。據(jù)證就是收集與案件有關(guān)的物證，并據(jù)以定罪。可以說，雙釘案的破獲是人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具有較高法律素養(yǎng)的張詠于細微之處發(fā)現(xiàn)異樣，推動這件不起眼的事件進入司法程序，通過細密完善的司法檢驗制度找到證據(jù)，最終伸張了法律的正義。
正是良吏與善法的雙管齊下，推動中華法制文明在宋代走上又一個高峰。
參考文獻：
1.（南宋）鄭克：《折獄龜鑒》卷5，《察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1頁。
2.（北宋）竇儀等編：《宋刑統(tǒng)》，岳純之點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34頁。3.（南宋）鄭克：《折獄龜鑒》卷5，《察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1頁。
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43，慶歷三年九月丙戊。
5.《荀子·君道》。
6.《宋史·選舉志》。
7.《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五之三三。
8.《周禮·秋官·小司寇》。
9.（北宋）竇儀等編：《宋刑統(tǒng)》，岳純之點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