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甘肅蘭州歌舞劇院編創(chuàng)了四幕民族舞劇《大夢敦煌》，盡顯博大精深的莫高窟石窟藝術與濃郁的佛教文化。在世人心目中，“千手觀音”這一莫高窟中的經(jīng)典壁畫形象已然成為敦煌文化的典型代表。
眾所周知，觀音菩薩在中國古代佛教信徒中具有廣泛的信仰基礎。而所謂“千手觀音”，全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在佛教教義中，它是觀世音菩薩的其中一個化現(xiàn)。按照《大悲心陀羅尼經(jīng)》的說法，觀音曾在千光王靜住如來前得受大悲咒之傳承，靜住如來曾經(jīng)為他說一“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并且要他持此咒心，于未來惡世中，普為一切眾生作大利樂。觀音菩薩當時聽了這個咒后，發(fā)出宏大的誓愿說：
“若我當來，堪能利益、安樂一切眾生者，令我即時，身生千手、千眼具足。”
發(fā)愿后，觀音果真化成千手千眼之相，并且十方大地為之震動，十方諸佛亦都放出無量光明，遍照十方無邊世界。“千眼遙觀，千手接應”，象征著觀音能觀眾生之苦，濟眾生之難。
從歷史上看，中國現(xiàn)存千手觀音（或千眼觀音）最早的創(chuàng)作，可以追溯到洛陽的龍門石窟。到盛唐之后，“千手觀音”流行的中心轉移到河西走廊一帶。據(jù)敦煌研究院調查統(tǒng)計，莫高窟現(xiàn)存洞窟中，繪有《千手千眼觀音經(jīng)變》的洞窟多達近40個。譬如，盛唐時期完成的莫高窟第148窟東壁甬道上方繪有《千手觀音經(jīng)變》。這也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千手觀音像之一。但莫高窟第3號窟才是莫高窟現(xiàn)存唯一以觀音為主題的洞窟。因該洞窟集中表現(xiàn)觀音思想，故通稱為“觀音洞”。
在這個洞窟的南北兩壁上，分別繪制了一幅《千手觀音經(jīng)變》。兩幅畫皆內容豐富，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兩幅畫中的觀音形象。準確地說，3號窟壁畫上的觀音，是“十一面千手觀音”。南壁觀音在其正面耳廓后各有兩面，頭頂發(fā)髻上排列有七個小面，一正面二半側面四側面，其中中間比較大的是一個惡面，惡面上面是一個“佛面”，與舉過頭頂?shù)幕鸠B加在一起，好像一座小塔。北壁觀音第一層五面、第二層五面，最上層一佛面。除佛面外，觀音的所有臉面都有三眼。左右共有42只大臂手，或胸前合十，或上舉、曲彎、直垂，或捧缽、持楊枝、握凈瓶等。臂手的關節(jié)、臂肩的結合都恰到好處。其余千手的手掌心都有一眼，巧妙地組成圓輪形法光，產生千手千眼、無窮無盡、佛光閃耀、法力無邊的效果，而且使人感到美而不怪異。另外，如果仔細觀看，每條手臂均出自觀音的身體，排列非常精妙自然。
誰人為畫
那么，這幅《千手觀音經(jīng)變》，究竟是何人所畫呢？
說起來，莫高窟的大部分壁畫里，其實看不見畫師的署名。究其原因，古代的畫匠和塑匠屬于“百工”之列，并不受社會重視。能夠史上留名的古代畫家，大多在“畫家”之外另有一個官員身份。譬如東晉時代的大畫家顧愷之，當過隨從于皇帝左右規(guī)諫過失、以備顧問的散騎常侍，這是當時典型的“清要之官”——地位重要而又不用承擔實際責任的官職。至于唐代畫家閻立本、吳道子也做過朝廷的命官，閻立本甚至還當過唐朝的宰相。
莫高窟還有其特殊情況，用現(xiàn)代術語說，敦煌石窟的營建過程中，畫匠只是“乙方”，出資開鑿洞窟的“供養(yǎng)人”才是“甲方”。因此，只有“供養(yǎng)人”才有資格將自己名字寫作莫高窟的題名里。作為受雇于人的畫師，顯然是沒有這個待遇的，這是甲方乙方之間最基本的規(guī)矩。不僅如此，許多家族營建的洞窟帶有家廟性質，往往會將逝去的先祖名字也算作“供養(yǎng)人”，在洞窟壁上繪有供養(yǎng)人像。這就暗示后世還要來這里做法事和瞻仰自己的先祖。在這種情況下，若是壁畫上留有畫匠的名字或形象，當后世子孫磕頭行禮的時候，等于也把不相干的畫匠當成祖宗拜了，這當然是不能允許的。
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留下姓名的莫高窟畫師自然少之又少。但莫高窟第3窟比較特殊。在這個洞窟主室西壁龕南側墨書“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息愿□□□”一行，而龕北側觀音像右下則墨書“甘州史小玉筆”一行。“甘州”就是今天的張掖，在敦煌以東幾百千米。而從文意看，據(jù)題記最后一字“筆”，便可以理解成為名叫“史小玉”之人作畫后的落墨。換言之，此題記是極為少見的洞窟畫師題記。大約史小玉在繪制完成千手觀音的杰作后，不甘做個無名氏，于是將自己的名字用小字偷偷寫在不起眼的地方。
有趣的是，在莫高窟里，“史小玉”留名處還不止于名聲在外的第3窟。莫高窟第7窟主室東壁門南有墨書題記為：“至正十七年正月十五日甘州橋樓上人史小玉燒香到此。”莫高窟第379窟主室東壁門南墨書題記為：“甘州史小玉燒香。”莫高窟第444窟（屬盛唐時期）有兩則題記，主室西壁龕內北后柱上墨書題記：“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來此記耳史小玉到此。”主室西壁龕內北前柱上墨書題記：“至正十七年正月十四日甘州橋樓（由于題記兩字有些模糊，有些人也判讀為‘稿囗’）上史小玉燒香到此。”如果這些題記里的“史小玉”同為一人的話，那么就可以推斷是史小玉在畫第3窟之余，作為游人題記所寫。“至正”是元順帝年號，“至正十七年”即公元1357年。以此推論，莫高窟第3窟就當是個元代晚期洞窟，而其中的《千手千眼觀音經(jīng)變》有可能就是莫高窟唯一有紀年、有畫師題名的觀音圖像了。
不過，對于題記中史小玉的身份，學界也有人提出另一種意見。元代時期，來訪莫高窟的僧俗道眾以及官吏、儒生、軍士和普通信眾的墨書刻寫題記很多。譬如第14窟天歷二年（1329）“蘭州劉文秀甘州張仕達張五平安到此”，第78窟至正九年（1349）“晉寧路臨分縣普濟院僧人滿師到此記耳”。這些寫法都與史小玉在第444窟留下的題記類似，說明史小玉是元代到過莫高窟的一位游客，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燒香禮佛。甚至第45窟主室東壁門南側存有至順二年（1331）的僧人題記：“僧人劉祖鴻山寺焚香禮拜至順二年四月初一日道高山寺記耳筆。”出現(xiàn)在這一句子結尾處的“筆”字顯然指的只是整句題記而非作畫完成。這就動搖了將“甘州史小玉筆”視為史小玉作畫的證據(jù)，只能斷定是他題寫而已。盡管如此，如今將史小玉看作莫高窟第3窟壁畫作者的做法仍是主流意見。敦煌研究院在所辦“數(shù)字敦煌”網(wǎng)站上就寫道：
“學界推斷此窟壁畫可能是甘州畫工史小玉，在至正十七年（1357）前后繪制的。”
更何況，無論史小玉是不是畫工，人們都不應忘記那些千百年來無數(shù)個創(chuàng)造敦煌藝術的無名畫工、塑匠的功績。
然而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派大將馮勝西征，“略甘肅……至瓜、沙州，獲金銀印及雜畜二萬而還。”但明軍東還后，元朝的殘余勢力很快重占敦煌一帶。明朝遂在肅州以西70里處的文殊山與黑山之間的峽谷地帶修筑了嘉峪關，屯兵固守，從此視沙州一帶為羈縻邊衛(wèi)。長達千年的敦煌地區(qū)的石窟營造活動就此即告中輟。到了嘉靖三年（1524），明王朝進一步關閉嘉峪關，敦煌更是變得孤懸關外。于是，莫高窟“佛教屢遭毀壞，龕亦為沙所埋”。曾經(jīng)信眾云集的窟寺，煙火不復昔日興盛，原有的石窟雕塑與壁畫也日漸殘破。直到清代，敦煌才稍有生氣，莫高窟游人漸多?？登瑫r人汪漋做過一首《敦煌懷古》頗為有名，其中寫道，
“明代西疆止酒泉，整師嘉峪欲窮邊。風搖檉柳空千里，日照流沙別一天?；佞X幾能通天命，羌戎還幾呈戈鋌。清時代宇重開辟，感舊猶憐蔓草煙。”
參考文獻：
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史話》
王惠民《千年鑿擊而成的頂尖神話莫高窟》
任積泉《史小玉與千手千眼觀音壁畫》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斷代研究綜述》
